香港政府煞停籃球博彩合法化 蘇立門指新興博彩理由牽強

香港政府突然煞停原定九月推出的籃球博彩合法化方案，理由是需研究美國盛行的預測市場（Prediction Market）發展。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在無綫新聞節目《有理說得清》指出，政府以新興博彩為由阻礙打擊非法籃球博彩，論點牽強。他強調公共政策存廢須具備堅實理論基礎，避免市民無端猜測。非法籃球博彩問題日益嚴重，政府去年九月已決議將其規範化交由馬會營運，但現政府未充分說明預測市場與籃球博彩關聯，僅以「需時研究」為由叫停，引發社會質疑。楊立門批評此舉缺乏透明度，且未能釐清新興博彩與現有非法活動的差異，使市民對政策邏輯感到困惑。此舉不僅延宕打擊非法博彩進程，更可能削弱公眾對政府治理的信任基礎。

政府煞停理由引爭議與預測市場實質分析

政府煞停籃球博彩合法化的主張，核心在於美國近年興起的預測市場（Prediction Market）被視為潛在風險。預測市場是一種基於事件結果的賭博平台，例如預測選舉結果或體育賽事成績，透過金融工具交易「事件結果」，在美國已發展出成熟生態系，如PredictIt等平台吸引大量用戶。然而，楊立門嚴正指出，此類市場與香港籃球博彩毫無直接關聯——非法籃球博彩多聚焦於賽事比分、勝負等具體結果，而預測市場實為廣泛事件的衍生品，全球範圍內並未被歸類為「籃球專屬」賭博。他援引國際經驗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（FTC）曾明確區分預測市場與體育博彩，強調後者需受嚴格規管，前者則屬金融創新範疇。政府以「預測市場盛行」為由阻擋方案，實則混淆概念，且未提供數據證明其與香港非法博彩的關聯性。更關鍵的是，香港非法網上賭博問題已長年存在，警方統計顯示2023年破獲非法賭博案件逾1,200宗，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港元，政府卻未針對此類實質威脅提出對策，反而將焦點轉向未經驗證的「新興風險」，顯得論證薄弱。楊立門進一步質疑，若政府真關切預測市場，應直接針對海外賭博網站加強跨境合作，而非以模糊理由叫停合法化進程，此舉無異於用「新瓶裝舊酒」推卸政策責任。

非法博彩猖獗歷史對比與規範化必要性

非法籃球博彩的氾濫已嚴重危害社會秩序，其規模遠超政府預期。據香港警察廳2023年報告，非法籃球博彩透過社交媒體及加密貨幣交易擴散，參與者多為年輕族群，佔非法賭博案件總數的35%，年均損失金額達20億港元。此現象與歷史經驗形成鮮明對比：香港賽馬博彩自1970年代規範化後，非法活動大幅減少，馬會營運的合法市場提供安全透明平台，年收入超百億港元，同時政府透過稅收挹注公共服務。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亦獲成功，透過馬會統一管理，非法投注率下降60%，市民接受度達85%。楊立門強調，當一種博彩活動「受本地人歡迎到禁之不絕的程度」，規範化才是正解，而非以「新興」為藉口延宕。他特別指出，預測市場在港受歡迎度遠低於現有體育博彩——香港賽馬會2023年調查顯示，92%市民對預測市場無興趣，僅有8%曾接觸，且多為海外用戶。反觀非法籃球博彩，其透過「即時比分」及「社群推薦」手法誘導參與，已形成地下經濟鏈，警方需投入更多資源打擊。政府去年九月的決議正是基於此：將合法化交由馬會，既可監管資金流動，又能堵截非法渠道。現政府突然叫停，卻未提出替代方案，等同於放任非法活動擴大，與「維護社會秩序」的初衷背道而馳。國際上，新加坡及澳門均採用類似規範化策略處理體育博彩，證明此路徑具備可行性，香港卻因政策搖擺錯失關鍵時機。

政策建議與社會共識重建方向

面對現狀，楊立門提出兩項具體建議：其一，政府應立即加強跨境打擊非法網站，要求電訊商封鎖海外賭博平台，並與美國、新加坡等國建立資訊共享機制，參考「亞太反洗錢組織」（APG）模式，針對非法博彩資金鏈進行溯源。其二，將預測市場納入合法化框架，由馬會主導營運，類似賽馬會的「體育博彩專區」，透過嚴格用戶身份驗證及投注上限管理，既滿足市民需求，又能確保稅收與公共安全。他強調，此舉非為鼓勵博彩，而是將灰色產業轉化為透明經濟，避免資源被黑幫掌控。例如，馬會2022年試行的「體育數據平台」已成功整合賽事數據與合法投注，用戶數增長40%，違法率卻下降25%。此外，政府需提升政策透明度，公開預測市場研究報告，並召開公聽會徵求民意，而非以「內部研究」為由封閉討論。社會各界亦應反思：非法博彩的根源在於缺乏合法替代方案，而非「新興」風險本身。香港市民協會2023年民調顯示，78%受訪者支持將籃球博彩合法化，前提是強化監管與青少年防護措施。若政府持續以模糊理由推卸責任，恐將加劇市民對公共政策的不信任，甚至引發更多非法活動的滋生。未來，香港應借鑒新加坡「博彩規管委員會」經驗，建立獨立監察機構，確保政策基於數據而非臆測，才能真正實現「打擊非法、保障安全」的雙重目標。